就业新闻99

会诊大学“流行病”“交叉感染”是病根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大学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条件逐步改善，办学质量稳步提高，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历史性突破，满足了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然而近年来，大学内外对大学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这些批评意见警示我们，不能仅仅沉浸在对辉煌成就的喜悦之中，而要居安思危冷静地审视和追问：“大学到底怎么了？”2010年初，笔者在网络上搜索了人们对大学的批评意见，归纳结果显示，有十五大“流行病”正在大学流行。

1大学生学习游戏化

2010年1月9日《海峡导报》报道：集美大学一学生上课迟到被赶出教室的事件引起广泛议论。记者就此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83.81%的学生偶尔迟到或逃课。其中，54.32%的学生认为，所逃的课多是不重要的选修课；30.94%的学生认为，老师上课枯燥无味。对学生迟到或逃课，有八成多的老师选择不会过问。2009年5月20日《现代快报》报道：南京一所大学的大四学生，在英语四级考试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手机，被监考老师当场发现并以作弊论处。校方给予了“开除学籍”的严厉处罚。于是，该学生将学校告上法院。此消息传开，引发了广泛热议。有拍手称快者，也有打抱不平者，还有为该学生请愿者，也有深刻反思者。2010年2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记者在全国多所大学采访时发现，大学师生关系因学生评教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些老师为“邀宠”，上课内容不多，段子不少，课堂气氛嘻嘻哈哈，要求严格的老师反而被学生给予较低的评价。

上课迟到与逃课、考试作弊、参与评教敷衍了事等怪象，存在于今日很多大学生的学习行为中。部分大学生这种游戏化的学习行为，一方面反映了大学教学及其管理不适应学生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反映学生学习目的与大学生的责任错位。这样的教学状态如果蔓延下去，必将损害高等教育的价值和严肃性。教师体验不到职业的价值与幸福，成为最先的受害者；学生则难以学到真正的学识是最终的受害者。对此，大学要反思：学生为什么不见了昔日对老师与知识的渴求与敬畏，代之而来的是充满游戏色彩的学习行为，今日的大学应该如何教学生做人？

2大学生素质证书化

2009年11月12日《浙江在线》报道：上海交大正酝酿给毕业生颁发一份“人格证书”，初定包括学生的心理素质、基本价值观及人际关系三个方面。上海交大也意识到准确描述学生“人格”的艰难性，所以要经过多层论证及检验，最终出台考核方案。其实远不止“人格证书”，近年来，在就业压力下，不少大学已经顾不得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并随之掀起了一股“证书化”热潮，大学生考证也受到学校的鼓励和支持。据媒体报道，有些大学在校内设立了各种培训班，将职业技能资格考试内容列为选修课，让学生既能选修学分，又能参加资格考试。今天，即便是本应从事精英教育的大学，也十分注重对学生技能化、职业化训练，具体做法就是把素质“证书化”。这样的大学教育，可以保证学校有较高的就业率，但培养的学生却缺乏长远发展所需要的人文素养、道德品质。

大学生素质证书化的教育取向，直接源于用人单位的用人观念。在蜂拥而至的求职者面前，用人单位仅仅关注求职者有何种证书，希望能招聘到不需培训，马上就能派上用场的人才。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这种要求，直接影响大学教育走向技能化、职业化。其实，大学不同于职业培训机构，大学教育的根本在于基础智能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它不同于“职业教育”，更不是“证书教育”。蔡元培曾说过：“大学并不是贩卖证书的机关。”因此，大学应该引导社会以全面发展的眼光去评价大学毕业生，把职业培训的任务还给用人单位，让“证书热”尽快降温。对此，大学要反思：大学培养的人才其整体素质是否可以用各种证书来衡量？大学教育与其他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3大学教育应试化

2006年12月15日《中国教育报》报道：时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大会上指出，本科教育应试化倾向的出现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极少数大学在本科生培养方面，专门针对重点大学某些专业考研的课程，只教学生考研时考试的科目，很多基础性科目都不教，只教学生如何应付研究生的考试，而根本没有给学生系统地讲授这门课程、这门学科整体的知识来源以及应用领域，使学生从根本上缺少科学研究的意识，这不能怪学生，而是这些大学对人才培养不负责任的体现。

目前在考研大军中，不乏热衷于将获取名校热门专业文凭作为就业敲门砖的考生，甚至还出现了从大一开始便专门培养考研应试能手的“考研专业户”学校，仅仅注重对学生应试能力和技巧的训练，对考试课程并无深度了解，导致了研究生考试成绩很高，但知识结构不合理，且有很多基本知识的盲点。当这些大学生成为研究生后，本科教育应试化的种种弊端便暴露无遗。杨玉良斩钉截铁地说：“本科教育应试化的倾向对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对我们国家整个教育系统的危害都非常大，尽管这些现象只发生在极少数大学，但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和警惕。”其实，考研并不是少数大学的本科教育目标，很多大学都把考研列入二级学院、学系，甚至班主任的考核奖励指标。也因此催生了大学校园内外的考研辅导机构，助长了本科教育的应试化趋向。对此，大学要反思：大学教育目的究竟是什么？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根本区别是什么？研究生招生考试如何改革，才能消减本科教育的应试化趋向？

4大学生“学官”时尚化

这些年来，大学官本位现象正在演化为一种大学内部的价值取向――拜官主义。大学的一些学术带头人若不委以官职，就会被看做是不重视人才。因此，导致学生对“学官”趋之若鹜。学生社团干部也变得炙手可热。会长、部长、副部长、干事……长沙河西某大学一个总共才八十几个会员的合作交流类的社团，最多时曾有三十几个“学官”。除此之外，社团竞选前先吃喝拉票、社团间合作要讲究“套路”……这些大学生社团中种种官僚味十足的做派，被戏称为“社团版官场现形记”。2009年9月23日《楚天金报》报道：武汉科技大学校学生会、校社联等校级“学官”招新结束。校学生会200个席位，引来2900人报名。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更是火暴，全校大一新生中，约有一半学生参与角逐，淘汰比率高达90%。

大学生为何热衷当“学官”？原因既有官本位思想蔓延，也有功利主义膨胀。近年来，不少企事业单位在招聘大学毕业生时常常将是否曾担任过“学官”、是否获得过优秀“学官”等作为考量应聘者能力的标准。在招聘单位看来，有过“学官”经历并获得过优秀“学官”称号的学生能力和各方面素质肯定过硬。于是，在同等条件下，党员与非党员、“学官”与非“学官”、优秀“学官”与非优秀“学官”常常有着不同的遭遇，被冷落的往往是没有“学官”经历和各种荣誉称号的毕业生。对此，大学要反思：学生为什么热衷当“学官”，这种现象有什么好处与弊端？如何引导学生与用人单位正确对待“学官”？

5大学生“回炉”显性化

2008年10月16日，在甘肃建筑材料工业学校举行的招聘会上，该校即将于2009年毕业的700多名学生中，“回炉”大学生成了用人单位的“香饽饽”。2008年8月17日《贵州都市报》报道：2008年8月16日，贵州省机械工业学校新生报名时，一名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在工作3年后，又来到该校报名就读，成为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的一名中专学生。此事在学校内外引起了轰动。之后，江苏扬州出现了36名大学生集体回炉上中专班的情况。2008年9月17日，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迎来了49名本科毕业生，接受用人单位为其安排的三个月铁道工务专业知识强化培训。用人单位把刚招聘的大学生送进高职院校进行“再深造”，体现了用人单位的用人理念日趋成熟，在对人才评价上更看重能力，不再紧盯着学历。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率连年走低，而拥有一定技能的中专技校生就业率却持续走高，吸引了部分大学生“回炉”，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结构性短缺矛盾所致，在一定程度上给有些学校、学生及家长多年坚守的“文凭教育”理念敲响了警钟。大学生“回炉”虽然是在就业困境下的一种理性选择，但毕竟会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其实，相当数量的世界500强企业都会对新招聘的大学毕业生进行专门入职培训。培训大学毕业生掌握某一具体工作岗位的技能等是企业的责任。因此，大学教育改革与社会用人制度改革必须形成联动态势。对此，大学要反思：大学是迎合社会与用人单位务实的趋向，还是引导其改变用人观念，坚守大学的本分，把职业技能培训还给用人单位呢？

6大学生就业率虚假化

2003年8月25日《浙江工人日报》报道，江西一所大学，当年给毕业生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在毕业前把劳动合同交到学校，否则就拿不到毕业证。为此，不少学生无奈之下找关系、托熟人、走后门在虚假的“劳动合同”上盖上章，出色“完成”了就业任务。结果，事实上该校就业率并不理想，学校却称就业率高达99.2%。2009年4月8日《瞭望》新闻周刊发表的一篇题为《专家称应针对毕业生就业向高校管理者问责》的文章披露，2007年教育部宣布的大学生第一次就业率为72%，而麦可思的调查却是55.8%。看来以虚假的就业证明换取毕业证书，已经成为很多大学堂而皇之的做法，就业率造假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必须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2009年11月1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等呼吁政府开展就业指标的统计和发布。因为，频频发生的“被就业”早已揭开了虚假就业率的虚伪面纱，大学就业的“浮夸风”导致了大学公信力“大打折扣”。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教授认为，假造的“伪就业率”掩饰了实际就业危机及其背后的教育危机、社会危机，无法反映社会对人才以及大学专业设置的真实需求；也无法反映大学的真实水平，导致就业率排名失实；最严重的后果是败坏学生的道德，泯灭其良知，导致其成为犬儒。今日大学纷纷标出超高的就业率，终究忽悠了懵懵懂懂梦想进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忽悠了寒门学子可怜辛苦的父母亲，忽悠了莅临大学检查的领导……如此观之，就业率统计“统一标准”势在必行，应该还公众一个真实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面貌。对此，大学要反思：大学教育与大学生就业究竟是什么关系？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与出路是什么？

7大学教师薪酬计件化

2010年2月4日《新京报》报道：北京大学法学院多名教授在教师邮件群中批评学院学术政策。事因法学院宣布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教师工资按工作量（如“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授课小时数以及社会工作等）分配，法学院多名教授对此表示不满。用计件的方式确定所谓绩效工资的改革举措，的确让斯文的北京大学教授蒙羞，那就是赤裸裸地要将大学教授逼成“计件工”。我国一流大学尚且如此，其他大学也就可想而知了！无论北京大学法学院有多少理由出台这种管理制度，把教授当成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人，把论文当成产品进行绩效计算的管理模式都是彻头彻尾的败笔。

今日大学管理者却似乎相信，可以像管理企业那样管理大学，像激励电子装配工那样激励教授。这样的改革，大学教师成了计件工，真的让大学热闹起来，让教授忙碌起来，但这种忙碌没有指向学术和教育。企业化的激励机制，只会导致整个大学的浮躁。学术研究生产的是精神产品，即使有投入也未必有产出，因此用“种瓜得瓜”的思维对待学术研究是粗陋的、缺乏远见的。***总理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这番话可谓真知灼见。急功近利，用错误的评价方法制造错误的导向，只会让大学在泡沫化、庸俗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此，大学要反思：大学的特殊使命是什么？大学教师的职业特点是什么？应当以何种方式发放大学教师的薪酬？

8研究生导师老板化

近年来，导师老板化问题不断引起公众关注和争议，社会不满意，大学不满意，身处其中的教师和学生都不满意。而这种充满矛盾的导师老板化依然横亘在我们面前，又不得不面对。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认为，在我国大学，从“导师”到“老板”，已不仅仅是简单的称谓变化，实际上已折射出当下师生关系简单化、功利化的倾向。导师之所以被称为“老板”，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利益驱使”和“彼此回报”。当下师生关系已被“异化”：学生需要导师提供项目与经费，以使他们完成论文和获取学位，他们并不在意导师是否能真正给予学术上的指导；导师需要学生参与课题，成为自己“项目组”的“劳动力”，至于学生能从中学到什么，以后成长为怎样的人，他也并不在意。这样一来，学生希望投靠课题多、项目大的“大老板”，而“老板”则希望找到听话、勤快乃至“有后台”的学生。

有研究者指出，2000年以后，与大学教师有关的关键词猛然发生改变，“导师”、“老板”、“量化考核”等词汇跳跃在校园里，印刷在新闻纸上。大学教师在表情上越发丰富，却在心理距离上远离了学生。从本质上说，导师老板化是功利的大学、功利的教师和功利的学生之间的恶性循环。黑格尔有句名言，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做了老板做了包工头，大学丢了魂、民族丢了根。在社会商业价值甚嚣尘上之时，大学万万不可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名誉所长谷超豪明确反对导师老板化。对此，大学要反思：什么是大学师生关系？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大学如何构建合理的研究生培养机制？

9大学教授庸俗化

在钻研学术与追求真理的时代，大学教授中虽然也出现过一些败类，但总体上是纯洁的。教授把探究学术真谛当成理想，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铸就了多少纯净的灵魂、崇高的人格！曾几何时，学术变成了可以转化为名利的产物，它可以换来金钱、住房、职称、官位、奖品、名声……它的价值转化为商品的价格。这种学术功利的陷阱如同一剂强烈腐蚀剂，正在腐蚀着教授的学术生命。尚明瑞先生读了《所谓教授》（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后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规模从精神寺院撤离，“认真”已成为尘封的记忆，“文人”正在盯着买方市场寻求新“活法”，“不迂”、“不傻”的人们正在跳着欢快的舞步走向平庸、无序、浅薄、粗陋、伪善和麻木。

我想说的是，任何一所大学都有腹中空空却声名显赫的教授，然而在京城中混油果子吃的毕竟是少数。法国作家帕斯卡尔说，高贵如苇草的人之所以有尊严并且高贵，在于他有思想。人就是因为思想而高贵于宇宙。但高贵如天使的教授中也有个别人却时而会表现为禽兽，这并非大学精神之所在。大学教授应该是什么？是授人以渔、在学术上有所创新的大师，是大学精神的代表。大学教授是大学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是科学真理的坚定实践者，同时也是大学优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在大学发展的历史中，大学教授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和发展着大学精神。对此，大学要反思：大学教授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大学世俗化与庸俗化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何遏制大学教授的庸俗化？

10大学引进人才高薪化

“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国大学立足于扩招后的实际需要，前几年，把重心放在了基础设施建设上。如今，“筑巢”运动已近尾声，各大学纷纷集体从“盖大楼”向“引大师”转身，为了提高办学水平，出台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纵观各大学的“引人计划”，待遇相当优厚。有的大学为引进人才开出年薪百万元，有的承诺送一套价值超百万元的别墅……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哈尔滨理工大学开出的条件是：教学科研经费，理工类不低于100万元，人文类不低于50万元；安家费40万元；岗位津贴每年10万元。华北电力大学则表示，3年内提供最高金额200万元的研究经费。

以上可见，各大学把“待遇”作为吸引人才的首要条件。可是，慕尼黑工业大学副校长孟丽秋却说，德国的大学一般只考虑引进一些大师级学者，这些人学术水平高，对名利看得很淡，不会把“待遇”看得比教育、研究更重要。海德堡大学副校长Dr.Kurt Roth认为，大学应该做的，是为引进人才创造更加理想的科研环境。其实，大学最缺的不是人才！而是使用人才的机制和能让人才施展才华的环境！正如中科院院士李德仁所说：对于引进的人才，他更看重的是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通过努力来创造价值。就是说，吸引人才，不只是靠待遇；更重要的是靠感情、靠事业、靠良好的用人环境。对此，大学要反思：大学在引进人才方面，如何处理待遇、事业、情感与引人留人的关系？

11大学教师门槛“双高”化

2007年，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财经学院等学校相继宣布：今后想来学校当老师，必须是博士。近年来，许多大学提出，青年教师要博士化，并大量评聘和引进教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学历高职称“大跃进”现象。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养洁说，现在有的大学甚至连仪器管理员也要招博士，盲目追求高学历，会导致人才的浪费。这种不实事求是，泛泛地要求高学历高职称，而不注意真才实学，就会助长大学教育形式化，更为严重的是加速了大学教师庸俗化。一位大学教师说，以学历和职称论人才，实际上是鼓励教师把精力集中到争高学历、高职称上，至于真正的教学与学术水平则置若罔闻。更有甚者，不少大学干脆把学历和职称作为确定工资高低、福利津贴发放的唯一标准，在人才使用上不是凭水平，而是唯学历是从。毋庸置疑，大学教师门槛简单的“双高”化，已经成为教师队伍建设中最为严重的硬伤。

如果鲁迅今天去大学应聘，当然聘用不上，虽然是世界大文豪，虽然是文学家，但不是博士、教授呀！唯博士、教授是举的动因是为了应付上边的评估，是为了学校的虚荣。这样的招聘办法，不但不利于教师队伍建设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而且还会助长现在教师中已经生成的畸形考博、评职称风，导致教师队伍内部的学历、职称虚高，教育质量难以保证。因此，教育管理部门应该从真正有利益质量提高的角度制定教师评价标准，学校应该不拘一格选聘适合具体岗位的教师。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教师学历、职称虚高，学风浮躁。对此，大学要反思：如何解决高学历高职称“大跃进”引起的学风浮躁问题？大学教师都是博士、教授，这是否有利于形成大学教师队伍的良好生态？

12大学“官员”***扩大化

大学当然非“净土”，社会上的***现象，大学也会有。从这个意义上说，2009年武汉大学查处了两位经济***的校级“官员”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关于大学“官员”的经济***问题，武汉大学不是最早的一所，远的如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等，近的有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等。大学“官员”还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等重要学术资源的分配中享有“特权”。曾经有媒体报道，教育部评出的第五届国家高校教学名师100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权力***趋向。据九三学社调查，超过九成的被调查者认为，部分或普遍存在学术风气不正现象。这种现象在大学“官员”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到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再到广州体育学院院长许永刚等等许多大学“官员”，接连卷入学术***事件。

世事难料，神圣的高等学府，如今沦为反腐新阵地。值得深思的是大学“官员”集行政与学术于一身，其***从经济***到权力***，并向学术***蔓延。为什么？一方面，权力至高无上，缺少“为官规则”就成了一种无谓的“约束”；另一方面，权力膨胀很自然地转化为私欲，方便了一己谋私利之举。一个教授一旦有了行政职位，无论是生活待遇、政治待遇还是社会待遇都有着此前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如此以来，真正愿意死心塌地教书育人的教师少了，想当官的教师多了，***也就成为大学的弊病，既吞噬了大学的肌体，也吞噬了大学的精神。不仅贻害大学发展，更加祸害了下一代。对此，大学要反思：如何还原神圣学术殿堂的本来面貌？如何杜绝经济***、权力***与学术***？

13论文买卖产业化

2010年1月，武汉大学副教授沈阳披露，2007年我国买卖论文“产业”规模约为1.8亿元；到2009年，论文买卖销售额近10亿元，规模膨胀5.5倍。2008年6月2日，互联网上中文仅“代写论文”一个关键词搜索量就超过3.5万次。某记者在百度输入“论文发表平台”后得到超过10万条的搜索结果，各类论文发表网站让人眼花缭乱。有媒体报道，武汉一家论文买卖公司与200多家期刊编辑人员有直接联系、雇用着80多名枪手、年利润数百万元。你会发现，现在的论文买卖确实开始“产业化”了。“产业”作为经济学概念，泛指各种制造提供物质产品、流通手段、服务劳动等的企业或组织。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经济学术语会和论文买卖联系在一起。

是什么催生了论文买卖产业化？这个问题绕不开如今备受诟病的学术评价体制。目前的学术评价及激励机制，通常以论文和著作数量多少为衡量标准。当学术与学者身价、收入直接挂钩，学术评价成为大学社会地位及调节内部利益关系的主要依据时，学术评价的功利性、短视性和种种偏颇便随之产生，致使不少学术研究忽视质量，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不健康的学术评价体制，不但为学术不端者找到了最佳借口，甚至会起到“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有人担心，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恶性循环，会让整个学术界面临崩溃。对此，大学要反思：论文买卖隐藏的学术体制弊端有哪些？如何防止买卖论文行为？

14大学排名潜规则化

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社会对大学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大学排名榜也跟着热闹起来。2009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文指出，每年高考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大学排名榜，总会吸引考生和家长的目光。同时，不断有人对大学排名榜提出质疑。有大学校长公开表示，曾有排名榜制作机构找上门索要“赞助”，排名榜存在“潜规则”。大学能不能达到一流标准，取决于学校的办学规模、教学质量与对社会作出的贡献，不是简单的一个调查与问卷就能锁定目标的。而现在的大学排名显然背离了方向，正在向“钱”方大踏步前进，与某些商业活动相似，患上了“钱”流感，书香之地被铜臭侵扰着，这是典型的意淫公众。不客气地说，如今的大学排名就是金钱买来的排名榜，仅仅少数调查机构说了算，显然缺乏起码的科学态度，这样的排名榜弊多利少。

尽管有颇多争议，但大学排名也并非“毫无意义”。这是因为，大学排名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公众了解和选择大学及专业提供一定帮助。一个科学、公正的大学排名，可以作为考生与家长的报考指南。另外，大学要以排名推动大学的发展，而不是为了名次。大学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过于急躁，应该依照战略规划、尊重教育规律，扎扎实实地提高办学实力。正如天津大学校长龚克所说，大学毕竟是教书、育人和研究学问的地方，对学术、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坚守才是头等重要的。如果追着排名跑，就会丢了“魂”。对此，大学要反思：大学如何利用排名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大学排名如何给社会传递一个客观的大学发展状况？

15大学教育功利化

2009年7月2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一项调查显示，76.1%的人认为，博士不是越多越好，博士生教育应回归精英教育。调查中，43.5%的人认为，人们选择读博是因为找工作不顺利，通过读博推迟就业；39.2%的人认为，人们读博只是为了获得进入大学或科研单位的“敲门砖”。功利化目的使博士教育俨然成了“职业教育”。2006年8月1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一项调查结果显示，34.7%的人在谈到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都觉得“后悔”。之所以会“后悔”，51.5%的人认为，自己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实用的东西”，还有39.2%人觉得“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这两大理由实质上都说明——功利化的大学教育正在侵蚀青年人的心灵。大学教育功利化了。

事实上，近年来，大学精神的迷失和市场的诱逼，使得大学教育从本科到博士都呈现出功利化倾向。用美国芝加哥大学原校长R.M.哈钦斯的话来说，大学如果日益成为职业培训所，就将丧失“大学的理念”或大学之道，成为乱七八糟的大杂烩。大学教育需要一种本性的追求，而不能只是为了提高就业率、迎合市场需求、向市场献媚。爱因斯坦认为：“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可如今，大学教育越来越功利化，知识的“技艺层面”得到最大化的表达，而“价值层面”越来越被遮蔽。对于大学教育的功利化，岂止是公众在痛心疾首，***总理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痛陈其弊：“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对此，大学要反思：曾被称为“象牙塔”的大学如何坚守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世俗化后的大学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教授）

(本文来源：人民网 )